城鄉中國系列評論

來源:未知日期:2019-03-28 瀏覽:

  土地資源之配置,究竟何難之有?回答這個問題,怕要從資源配置講起。那是個外來詞resource allocation自亞當斯密以來,就成為經濟學關注的兩大主題之一 (另一個主題是收入分配)。在古典時代,兩大主題切切相關,資源是怎樣配置的,收入也就怎樣被分配了,前者從生產過程著眼,后者看產出的結果到哪里去了。

  資源配置所以值得講究,根本的一點,在于資源總有多種用途。既然資源的用途不止于一,選擇很重要。以土地為例,可栽樹、可種莊稼、可修路、也可蓋房,人們究竟選哪樣?定了大類,還要細分:種豆得豆、種瓜得瓜;栽樹呢,苗木、喬木、果樹,個個不同。進而還要選量,蓋房子占地,占多少才算合適呢?

  這就把配置提上了日程。對一個經濟而言,分別拿多少土地來栽樹、種莊稼、修路蓋房,就是土地資源的配置問題。這里有人的行為的含義,不是純粹的自然天成像地球圍著太陽轉那樣的現象,一般不說是配置之果。當然人們配置資源,也在大自然中發生。阿英的《鹽鄉雜信》里有一句描寫,沿著護城河一路看去,有山有水,有樹有田,還有那古樸的農民,龐大的耕牛,有君子風的鵝鴨,以及不系的輕舟,很適合的配置在風景里面說的是人工的資源配置,總鑲嵌在不受人配置的自然之中。

  回到經濟問題。資源配置有什么難以處理的麻煩呢?我的認識,像一切人的行為一樣,作為主動選擇的資源配置,雖大可天馬行空,但歸根到底要受多重制約。第一制約是自然。非要在干旱的山地種水稻,不是不可以,只是那配置勞民傷財就是了。至于毀林煉鋼、圍湖造田,大自然日后還會給以報復性的懲罰。技術約束也很硬,橫豎沒有金剛鉆,誰也攬不了瓷器活。由此衍生出一個道理:技術變化了,資源的定義也變化。早先英國的習慣法,劃土地所有權很慷慨,說哪塊地是你的,下達地心、上至天庭都是你的。可是石油技術誕生后,土地的地下部分就要另議。有了飛機之后,空中之權也要再議原來不算資源的,現在變得炙手可熱!

  更現實的制約是成本。一幅田地在同一時節,用來種豆,就不能種瓜。這是說,配置種豆,就要放棄種瓜同時也放棄一切其他配置的收益。此放棄的收益,就是種豆的成本。不少書上說這是機會成本,沒錯。只是所有成本都是機會成本有選擇、有機會、有放棄,那就一定有成本。這樣看,資源配置要受成本制約,任何一種配置都要放棄某些收益。成本太高,得不償失,非經濟配置也。

  最大的麻煩,在于技術和成本都不斷在變。想想沙子原來是多么地不值錢,因為太多,更因為沒什么效用。但是硅的技術發展起來之后,硅谷令人肅然起敬。身處技術進步加速的當下時代,究竟何是資源,何不是資源,瞬間多變。從QQ到微信,開始不過大家覺得好玩而已,豈料玩家多了,本身就是市場資源,今年春節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問,遙看國內搶紅包爆棚,微信成了金融資源。資源的定義說變就變,配置能容易嗎?

  成本變化更難拿捏。決定種豆就得放棄種瓜,這原理簡單。但問題是豆與瓜的相對價格會起變化,也就是我們配置土地的機會成本會起變化。做決定的時刻,根據的是過去的信息,頂多加上預期或預測,但期望種豆漲價、結果事與愿違的,在現實世界里可是多了去啦。配置一幅田地,很想遵循經濟準則,也追求收益高、成本低,無奈相對價格變化莫測,種下了豆子發現錯了,難道中途要把豆子苗都拔掉嗎?

  這些年的城鎮化發展,急劇改變了土地的相對價格。那是夸張的變動。1987年我國首次土地拍賣的資料,本專欄用過的,那是緊靠深圳水庫的一幅住宅用地,總面積8588平方米,70年的使用權,成交價為525萬元。折下來,每畝不過人民幣40.7萬元。現在那個位置的住宅用地,每畝要多少錢?全國主要城市平均看,到了2000-2010年間,住宅用地的地價還漲了5.3倍。

  就是說,全中國凡靠近城市的所有農業活動,包括種菜、種瓜、種糧、種樹,機會成本平均來說一律急升!注意了,不是農藥、化肥、人工這些直接的生產成本上升,而是土地配置給農業的機會成本上升,因為這些土地繼續農用,就必須放棄種房子的高收益。這些年土地問題越鬧越大,以經濟分析看,禍首不是別人,正是城市用地的相對價格夸張地上升。

  成本約束發生了變化,人的行為和想法要不要跟著變呢?一個教訓是頂著來、對著干,明明住宅用地的市價急升,偏偏嚴控住宅用地的供給,結果越調控,房價越高,拉動地價也升高。后來頂不住了,才有胡存智部長的放話房價漲,就增加住宅用地的供應。這個大算盤打對了,需求漲,增加供給在邏輯上可平抑之。

  問題是對一個擁有600多個城市的大國而言,房價究竟何指?是京城的、上海的、深圳的、廣州的,還是所有城市平均的?那么多個城市,宏觀上只好看平均值。這才是真正的麻煩所在。因為中國各城市的房價,在不同時期的變化幅度差別甚大,有時甚至連變化的方向都不一致。在這種情況下,把調控供求的權力集中到北京,讓主管部門看平均數決定政策,那只能搞得個滿擰。

  城市之間的房價變化為什么不一致?追下去,影響因素又是無數。這里只講一條,人口流動和集聚的去向不同。現在城市級的常住人口變化很容易查。2000年那一次是第五次人口普查,2010年是第六次。我看到亞洲開發銀行委托加拿大一家咨詢公司做的加總,那十年之間,全國共有913個地方政府單位(LGU,指省以下的省會城市、地級市、縣級市和縣)共減少了4,526萬人口;同期,又有1407個地方政府單位共增加了1.28億人口(Edward Leman,2013 )。

  再粗略一點,那十年間中國全部增加的人口,有65%發生在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,有29%發生在5百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,只有4%發生5-25萬人口的小城市。若看京津滬的人口增長,十年在37%-40%,而同期全國城鎮人口,平均只增加了5.8%。

  畫下的圖形令人印象深刻。同樣級別的城市,有的人口增加迅猛,有的平平,有的居然銳減。都說中國很講行政級別,可是輪到人口流動與集聚,人們到哪里謀生,到哪里落腳,在哪里常住,反而不大買行政等級的賬。可是行政權力的配置,連同政府掌控的資源配置權力,卻還是照著級別來。結果人口大量涌去之地,承受能力遭遇挑戰。同時,諸多人口流失的地方,行政級別固然還在,但街上看得到的需求可就不行啰。這兩類城市的房價,能是一回事嗎?平均處理,那就把兩頭的狀況都歪曲了。

  說到底,人往哪里去和人在哪里住,都是深不可測的問題。事關資源配置,麻煩更大。最近幾年,每到一地,我總把當地的規劃找來看看。印象之中,能把城市人口規劃做準的,好像一個也沒有。上海的專業水平應該是全國靠前的,2005年報國務院的城市規劃人口,到2020年為1600萬。但實際上,去年年底上海的人口就過2300萬。要知道人口是城市規劃的基礎,通常先規劃好人口,再按大城市每人占地100平方米的標準配城市土地。現在實際人口鼓出了一個超級大包,你讓人家到哪里去找承載力?

  相反的例子也遇到過。滬寧線上一個地級市,2000-2010年間總人口只增加7%,但城市規劃雄心勃勃,幾十個重大項目工地和新城計劃同時開花。為什么不集中起來一塊塊地搞呢?貴州一個縣城,城區面積要一下子擴10倍,可本地勞力差不多都跑了。那位縣書記很能干,我等從旁看來,要是把他配置到浙江義烏為官,資源配置的效率一定大大提高。

  把上面提到的加起來,自然、技術、成本、相對價格、人口流動與集聚、靜態和動態,還有無數來不及提到、但也影響資源配置的因素都考慮進來,我們不難知道,資源配置究竟何難之有難就難在要處理的信息無數。這樣來研究資源配置,我以為合適的問題不是怎樣正確配置資源那幾乎是怎樣也做不好的。合適的問題,是資源配置出了錯怎么辦?前提是注定要出錯,隨時會出錯,所以體制上要解決的問題,不是確保配置決策不出錯,而是一旦出錯,如何確保糾錯的代價比較小。

  選這個角度,容易理解把全國土地配置的權力集中到北京的部委,為什么從一開始就沒有勝算的機會。不是說集中權力斷然沒有優點,有優點的,但要以做對事情為前提。資源配置包括土地配置,如此日常的、平凡的、涉及相關事項無數的、因此信息成本非常高昂的事務,集權不出錯的可能性等于零。

  作為容易出錯的事務,分權才有優勢。分權決定資源配置,出錯比較小,糾錯比較容易。我們下周再談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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